问: 中共建政初期土地改革的真相

答: 建政僅三個月，中共就著手在全國農村全面開展土地改革。泰維斯先生在《劍橋中國史》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共發動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農民的控制。而除了這一目的之外，中共還期望通過剝奪地主富農的財產來達到它財政收入的增加。中共建政後的經濟困難成為它迅速下手的直接動因。 一九五零年初，在中共的指揮下，中共的幹部們分成小組或稍大些的工作隊到全國各地的村莊。這些人下到農村後，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無賴和流氓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中共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士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是「惡霸」；一種專作好事的善人，定名為「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中共稱之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結果，中國大陸農村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 到一九五二年秋，中共在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村人口的地區成功完成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其在農村建立專制體系的目標。而在這種疾風暴雨式的土改中，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了，它帶給農村的災難是巨大和深遠的。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住在一地的地主和農民普遍存在著宗族上的聯繫，因此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他們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也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誠實本分的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而流傳甚廣的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經過中共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村的這一士紳階層被徹底摧垮了，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此後，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倣傚對象。中國農村的動盪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问: 中共在建政初期是如何出賣蒙古主權、出賣中國領土海參威與江北六十四屯給蘇聯的。

答: 建政初期，迫於國際冷戰形勢，中共對外採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即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各領域全面與蘇聯合作。中共為了得到蘇聯的援助，甚至不惜出賣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不妨先比較一下中華民國政府同蘇聯在1945年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中共同蘇聯在1950年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在蒙古問題上，前者的內容是：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蘇聯必須在1950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25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於保護領土完整，不用於反對蘇聯，在同一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100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1911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於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雙方同意就蒙古問題繼續進行談判。雙方同意就東蒙問題繼續進行談判。而後者的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也就是說，正是從這個條約起，中國喪失了外蒙古。 在海參威與江北六十四屯等問題上，前者的內容是：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殖民地大連主權。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50年以內撤走蘇聯駐海參威所有武裝力量。中國政府將在1995年恢復對海參威的主權，對蘇聯免稅。雙方同意就海參威問題繼續進行談判。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後者的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定，承認蘇聯在大連地區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兄弟互助關係。現在知道了吧，原來海參威與江北六十四屯都是咱們中國的領土，可中共卻輕鬆的送了出去。誰在賣國？ 還有烏蘇里江流域問題，前者的內容是：中蘇兩國一致同意江面主權中蘇各二分之一。後者的內容是：烏蘇里江流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中國主權。 比較這兩個條約之後，中共出賣國家領土的行為已經昭然若揭，中共有何言語可以辯解的？

问: 中共贏得內戰的原因。

答: 中共贏得內戰勝利的原因如下： 第一，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策略使其在物質和軍事上都積蓄了實力。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十四年的浴血抗戰中，元氣大傷，戰後迫切需要時間恢復經濟發展和軍事休整。所以有專家認為：中共的天下得自於日本人。 第二，中共在外援方面，通過與蘇聯簽訂賣國條約，繼續得到蘇聯在軍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和平的幌子下，得到美國的支持，並「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進而以此製造輿論反對國民政府。 第三，中共在國統區開闢的「第二條戰線」，即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為其發動內戰製造有利的輿論條件。 第四，在軍事上，毛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即「人海戰術」。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准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中共二十餘年實行的「挖心戰術」，也是打敗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抗戰時期，中共利用合法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的時機，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又能涉及國民黨的重要部門，從而為中共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這樣，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 第六，國民黨自身原因。國民黨內部的政治腐敗，經濟衰退，軍事上策略失當，也是國民黨失敗的原因。 中共就這樣贏得了內戰，但它帶給中國人民的除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專制、血腥、苦難和黑暗外，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摧殘和破壞，以及人們對神的信仰。

问: 是誰首先發起了內戰？

答: 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上寫的是國民黨反動派率先發動了內戰。事實是：中共在抗日勝利後，就開始積極搶奪勝利果實，迅速佔領了東北和華北若干地區，為打內戰積極的進行準備。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了國家計，為了人民計，竭力避免內戰。但當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時，國共內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了。具體經過如下： 早在1945年底，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而政府軍政府軍不得不從東北的大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到了1946年6月下旬，國共軍隊在湖北和河南交界處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長達三年多的內戰全面開始。此時中共將軍隊的番號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而國民黨軍隊仍稱國民革命軍。從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的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佔有絕對優勢，並取得了張家口等戰役的勝利。中共軍隊被迫全線退守，將主力調回延安。同時，中共在國統區採用運動戰，使國民黨軍隊逐漸減員。同時，中共利用抗戰時在國統區安插的地下黨，發動第二條戰線，即通過發動學生運動，挑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從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國民黨軍隊開始重點打擊延安和山東中共的根據地。由於國民黨戰術失當，更由於中共實力的壯大，雙方互有勝負。1947年6月，中共軍隊渡過黃河，進入了大別山河豫西，從而構成了對南京的威脅。1948年7月至次年4月，60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七次總攻擊。太原國民黨守軍15萬餘人全部犧牲，但中共軍隊亦損失35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中共軍隊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500人。該事件震驚中外。 1948年9月後，中共發動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敗如山倒。國民黨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發生了大逆轉。1949年1月，李宗仁與其舊桂系將領，勾結失意政客，通電要求政府與中共言和，實即逼迫蔣介石下野。迫於壓力，蔣介石決心引退，李宗仁代行總統之職。李宗仁尋求與中共和談，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共的野心，最終求和失敗。4月，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攻陷了南京。10月，中共建立新政權。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並一直據守至今日。

问: 抗日期間中共通敵賣國行徑。

答: 抗戰期間，中共曾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同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當即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背著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 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的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中不過隨著抗戰的迅速結束，中共與日本的勾結才停止。

问: 您可知道《南泥灣》歌詠的是種鴉片的情景嗎？

答: 有郭蘭英唱過一曲旋律很優美的歌《南泥灣》，歌頌中共在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但您是否知道，歌中歌頌的大生產運動是種植鴉片嗎？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詳細記載了中共的這一惡行：「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而此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抗戰，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對付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可以說，中共為了達到奪權的目地，可謂是不擇手段。

问: 皖南事變真相。

答: 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日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七七事變後，根據國共之前達成的協議，中共紅軍游擊隊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但根據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這樣，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日軍。中共宣傳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可以說，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象，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借口抗日以擴張，借口抗日以反蔣的種種行為，終於在皖南事變中得到了報應。但是中共卻借此大叫冤枉，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问: 為中共積累統治經驗的延安整風運動。

答: 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通過整風運動，毛徹底清除了黨內可以與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從而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該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正瞭解了不同於中共黨史學家所描述的整風內幕，以及更深刻的瞭解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歷史。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毛還通過這場整風運動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问: 中共不抗戰，那麼在做什麼？

答: 抗戰開始後，在國民黨軍隊在前線浴血奮戰之時，在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之時，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藉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在建政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中共所為具體表現在：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局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與國民黨戰死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中共的所作所為都表明在中華民族最危亡的時刻，它並非如其宣傳的那樣英勇抗日，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將民族的利益拋在腦後。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